童年，是生命的初始，是人生的开端，无论贫富贵贱，世界上的人，都有自己的童年。
提起童年，我便联想起高尔基，联想起他在莫斯科街头流浪的情景。想起他的那部著名的自传体小说《童年》，想起小说中描绘的那些鲜活的人和事，因为书中的许多章节，触及了我的一些过往的人和事，让我感到兴奋不已，我曾多次阅读它。
父亲死了，改嫁后的母亲，不久也死了。家里很穷，生活渗淡，于是，年迈的外祖父指着门前那条弯弯的小路，对高尔基说：喂，阿列克谢，你不是一枚勋章，我脖子上不是挂你的地方，这条路通向莫斯科，你去吧，到外面去找饭吃去吧。
小小的高尔基很勇敢，他依从了外祖父的话，挺起胸膛，头也不回地朝着莫斯科方向走去。这一走，告别的是善良的外祖母，是伴他成长的尼日尼镇。这一走，他便把自己的《童年》，永远抛在身后。
我不知道人们常说的童年，是如何划分的。譬如德国的柏林墙，朝鲜的三八线，还有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他们都有着明显的界线标志，使人一目了然。但我对我童年时代的划分，似乎无从下手，因为，五岁以前，我是在吉首城度过的，五岁以后，去了乡下。
请教了一些老者和一些有学问的人，他们都告诉我说：零岁至六岁之间，算是童年。那么，谢天谢地，我的童年也太有意思了，老天爷特意把我的童尾，安排在岁月的游车上，让我在即将游完童年王国之前，享受一段田园风光。
母亲是乾州鳌头坡人，姓高。1964年6月22日，在吉首太平街的那间矮小的木房里，生下了我。而在这之前，母亲还生下了包括姐姐杨爱华在内的九个孩子。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经济上还很贫困，市面上，甚至还有人把火柴叫“洋火”。所以，因为病魔，因为饥饿，存活下来的也就是我和我的四个哥哥。
哥哥们很是懂事，当他们得知道母亲又生下一个小弟弟以后，竞都高兴地跳了起来。他们抢着抱我，抢着哄我，抢着为我洗尿布。虚弱的母亲也兴奋得有些失态，她又是哭，又是笑，又是吻，还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是怕被土匪或陌生人抢了去似的。
一个普通百姓家，添丁加口，生下那么一男半女的，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我们家，得了一个小宝宝的消息，还是很快地传开了。那时的吉首城不大，太平街的人不多，街邻们相互都非常的关心。茶余饭后，他们自然谈论起这件事，他们说了许多吉庆的话，祝福母亲，说我母亲生了一个“尾巴儿”，按吉首人的习俗和观念，大吉大利，“满儿满女透油盐”，说：别看他现在小鼻子小嘴巴的，将来呀，一定是个有出息的人，孝敬之子。
父亲也从街邻们的议论之中意识到，我是他的最小，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了。于是，读过几年私塾，颇能识文断字的他，在二两白酒的推助下，翻看了一些老本本，给我起了一个堆积意味很重的名字“满”。
“满”就“满”吧！谢谢父亲。“满”姓，“满”族，“满洲里”，“满蒙联姻”，“满汉全席”，“满清帝国”，粮满仓，金满斗，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父亲满满的喜悦和满满的得意，在全家满满的快乐里，“满”了一个底朝天。
母亲是个很能吃苦耐劳的人，她永远看着我笑，她的个子比较矮小，甚至还有一些轻微骆祥背，但她却是一个很壮实的女人。在我的印象中，她永远都是忙碌的，很少休息的，不知疲倦的。在缺衣少食的年代里，健康和强壮，勤劳与节俭，是生活的第一要素，母亲的优良素质和永不停顿的劳动，撑起了全家人生活的一片蓝天。
她的工作是拉板车。那时的吉首，经济贫穷，交通运输也相当落后。马匹少，汽车更少，为缓解县城的物质运输问题，县政府便组织成立了一个以板车为主要运输工具的部门，叫“吉首县运输社”，母亲的任务是同运输社的社员们一道，为各个单位，各个部门，或者各个学校医院，拉一些货物和材料。
无论是夏日炎炎还是冬雪飘飘，运输社的工作都是忙碌的。长长的板车队，在狭长的而且不怎么平整的公路上缓缓前行，如果遇上上坡，车上的货物过多过重，后面的社员便会把车停下来，帮着前面的社员推车。艰难的岁月里，互相帮助，自觉帮助，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相当于发动机，相当于推进器。当然，有了这些，便有了生存的资本，便有了前进的动力。
母亲很细致，她总是把板车上的货物整平，整出一小块空地，然后，用一把稻草或者一块小木板为我垫坐。所以，无论坡度多长，无论路途多远，母亲的板车上，总是坐着一个闪着好奇眼睛的我。我看山，看水，看路，看大汗淋漓的母亲，车轮滚滚，我的童年滚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