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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发言者，谁更有文化。那位可爱的发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诫学生，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不会扮演“当代名士”。他不会写着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遗老方步，数着百年文坛的散落残屑，翻着笔迹草率的谁家信笺，又矜持地抖一下宽袖。
他也不会扮演“历史脊梁”。不会用嫉妒来冒充正义，用诽谤来展示勇敢，用疯话来显露风骨，顺便再从电视剧中学一点忧郁的眼神，慈祥的笑容。
他也不会扮演“文坛要人”。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在抱怨，“部长又打来电话，近期有五个论坛……”，边叹气边摇头，像是实在受尽了折磨。
我曾从一个文艺刊物上抄录过这样一段论文：“Writing is a system of signs，一点不错，巴尔特消解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认为作品是单数，文本是复数，但那文本也是一种元语言（metelanguage），福柯则认为不 必复现创造主体的荣耀，宁肯归于薄暮时分的荒凉……”
很多朋友认为，这种论文太艰深，没有考虑到广大读者。我则要以内行的身份判定，作者完全不懂自己所写的任何一个概念，只是在“扮演艰深”，恰恰是想吸引广大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