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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时间，我从没有和李叔通过电话。我有他的手机号，我也很想听听他的声音，对他亲口说声感谢。但是，我一直没有这个勇气，我不知道接通电话的瞬间，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在我仰视的人面前，我怯弱、我不自信。
高三下学期，我按照李叔家的地址写了封信被邮局退回，又按最近一次汇款地址寄去也被退回，信封的小纸条上批注：没有此收件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将情况告诉姑父，后来得知，李叔他们单位早在一年多前就因为市场经济竞争激烈，效益不好，后又体制改革。李叔就随承揽的工程四处流动。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很想第一时间告诉李叔这个好消息，我很想让他知道我是好样的，我没有辜负他的希望，我要让他和我一起高兴。然而，我犹豫了：如果告诉李叔我还在继续求学，是否意味着我还在期望他的资助？也许是我多想了，但我一定会这么想的。
爸爸说：“娃呀，我们家现在的情况好多了，不要再给恩人添麻烦了，不要再去打搅他。”
知足和知止，仅一字之差。爸爸懂了，我似乎也懂了。
今年春节后，爸爸妈妈都去上海打工。我和妹妹成了留守儿童，爷爷奶奶作为我们的监护人。开学时，爸爸专程回家，在乡政府给我办了助学贷款。三年了，我们乡才考上我这个大学生，所以贷款办得很顺利。
当一个贫困的人走进大都市，看到高楼林立和那惊人的物价，是不可能镇静如常的；当一个贫困生走进省城的大学校园，不和谐的音符实在太多。同宿舍的三个同学都是独生子，他们很不理解我为何还有个妹妹。我如何去解释？在我那偏僻落后的乡村，没有几家是独生子女的。是农民的落后意识助长了乡村干部的不作为，还是因为干部的不作为农民要超计划生育？或许两者之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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