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书柜，无意间掉出一只信封。瓤里装的是已故散文家苇岸的短信，讲述他读托尔斯泰关于乡村问题的感想，说他准备周末进城，不知可否见一面。他住昌平，我在六铺炕，相距60多公里。上世纪80年代的联系就是这样，大多靠信件。电话还是奢侈品——某种级别的官员才有资格使用，单位里的电话看管甚严，私用不方便。
写信，发信，等信，回信，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一个外省青年的核心精神活动。人到哪儿，信到哪儿。所以，见面要问对方单位、地址和邮政编码。那时候，跟家人的联系就在一张薄薄的书信上。一来一回，就得七八天甚至更长时间，从发出家信到接到回信，做儿子的那颗心就悬在空中。时间和距离，在那时候是真实存在的阻隔。关山万里，望穿秋水，描述的就是相互思念的状态。
父亲写在信纸上的那些简单的话，慰藉着我干涸的心。弟弟妹妹的信，让我感到他们的成长。从家里来的是叫人放心的信息。给父母写信，其实颇费思量。孤独，苦闷，自然不能说，真实的生活也不能写，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供出来的大学生儿子，住在地下室里，每日间和那些出差的人混在一起，心里一定会惦念儿子的安全。至于对前程的忧虑，担心女朋友变心之类状况，那就更不能下笔了。报平安，寄钱，问安，这几乎是全部内容。
我第一次领到五十块钱工资，把簇新的人民币揣摩端详了半天，才放进钱包里。然后，第一时间跑到西四邮局，给家里汇去三十元。这是我的毕业汇报，我把汇款收据仔细装进口袋，拍一拍才放心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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