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焦点
达尔文在五年的艰苦航行中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常常发生胃病、呕吐、彻夜难眠、双手发抖。因此，正当盛年的他每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1848年，他的父亲病逝，因为身体患病未能奔丧，一直深感内疚和不安。更不幸的是，1851年，他最疼爱的长女安妮因患热病夭折。
达尔文就是在这样悲惨和不幸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工作。1859年11月他出版了自己呕心沥血之作《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一书获得了重大的成功，为达尔文赢得了崇高的荣誉。然而，此书给达尔文带来的不仅仅是成功的幸福感，嫉妒、嘲弄、诽谤一齐向他袭来。就连他在剑桥大学的老师、地质学家塞齐威克教授也对《物种起源》嗤之以鼻。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那些对自然史一窍不通，怀着狂热宗教情绪的卫道者们采用种种卑鄙手段，肆意歪曲、篡改达尔文的理论，疯狂地攻击说他是骗子、叛徒、孽种，甚至进行恶毒的辱骂，说他是猿猴的后代、愚蠢的低能动物。1860年6月，英国科学协会在牛津召开了7000多人参加的大辩论会，牛津大主教韦伯甫斯等人蓄谋已久，准备“摧毁”达尔文学说，在会议上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肆无忌惮地对进化论进行疯狂的攻击。
以静制动
达尔文深知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明白这是他背叛上帝必然付出的代价。现在，他的信念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只能在背叛上帝的道路 上不断向前冲。他由于疾病缠身，不能直接参加这场论战，便采取迂回的斗争方式：拒绝同一切宗教界人士接触，潜心着述，以进一步丰富、 发展生物进化论，用科学事实来唤醒宗教狂热者的心，揭穿卫道者们的阴谋。因此，继《物种起源》之后，达尔文又陆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 及性选择》、《人类和动物表情》、《兰花的传粉》等大量科学着作，为生物进化论注入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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