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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战后为何背弃中国?

来源:快读网 编辑:秩名 时间:2016-01-01

  对于中国一战后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原因,除了流行甚广却似是而非的“亲日派卖国”说之外,最中正的说法无非是“美国背叛说”。

  对于前者,台湾学者唐启华先生在《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中算是为亲日派做了全盘颠覆,直指章宗祥、陆宗舆和曹汝霖这三位在五四运动中出了大名的“卖国贼”遭受到了不公正的污名化,应该给予“同情之理解”。单是为了这次痛快淋漓的翻案,唐先生这本书就很值得一读。

  而对于“美国背叛说”,唐先生倒是在书中发表了很多过苛的反美言论,对美国反而没有了对日本的那种同情之理解。因此,当我看完邓野先生《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一书后,颇有醍醐灌顶之感,算是看到了迄今为止对“美国为何背弃中国”这一命题的最佳答案。毕竟,美国在从巴黎和会之初的全力“挺华反日”,支持中国收回青岛,到和会后期的转而支持日本占据青岛,态度转变之大历来是一个令颇有亲美情愫的国人难以自拔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此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往往充斥了祥林嫂式的“我真傻,真的”,重复着对美国是负心男的道德批判,却忽视了对背后原因的关注。而在邓野先生这里,终于摆脱了受气的怨妇形象,有的只是离婚律师般的专业解析。

  在解释为美国什么要背弃中国之前,我们首先得明白,“终弃”还有个“始乱”的前传,不弄清楚美国为什么要在一战后“示好”中国,就去贸然进入分手故事,是厘不清这场离婚官司的。

  一战后,美国为什么要主动示好中国,为什么要冒着得罪强国日本的危险,支持中国收回青岛?邓野先生对此倒是没有给出标准答案,我就斗胆总结了三点,且会遵循一个从正能量到负能量的逻辑顺序。

  第一,美国总统威尔逊本就有超级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从他在一战结束前提出那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就可以看出,这位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是有多么天真烂漫,要不是他掌控的国家实在过于强大,英法等其他战争国可能早就把威尔逊当傻子一样无视了。不过,就是因为威尔逊“民族自决”的理想主义,他才会在一开始对于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利用价值的中国表示出了过高的善意,也将一个半殖民地弱国埋藏内心多年的上进欲望充分唤起,全心全意的相信起了“公理战胜强权”这个伟大政治理想。

  第二,美国近代以来素来就有某种亲华的传统。这颇有些“爱不需要解释”的意思,相比其他列强,美国一向是在中国的模范列强,又是率先退还庚子赔款,又是对中国的领土主权显出一副柳下惠的坐怀不乱。美国的威望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尤其高,不过,这也相应的让一战后的中国知识界无比信任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支持,落空后反而造成了后来更深的失落乃至幻灭。梁启超在巴黎和会前后的态度转变最能说明问题,从“互助之精神,将为世界之新精神,世界文化将由此开辟一新纪元”的威尔逊第二,转而成为“所谓正义人道不过强权者之一种口头禅”的幻想破灭者。也千万别说梁启超幼稚,即使是老江湖孙中山,在巴黎和会前也做出了“强权灭,公理昌”的判断。

  第三,交好中国以牵制日本。这一点虽然属于地缘政治和均势外交的范畴,但和前两点美国高大威猛的形象相比总是显得有些厚黑猥琐。唐启华先生在书中尤其强调这一点,认为美国为防止日本独霸东亚,将中国作为牵制日本的棋子,从而挑唆中国在巴黎和会与日本作对。一句话,中国被利用了,角色就好像当下中美竞争背景下的菲律宾甚或日本那样。这一说法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美国当然也不是痴恋中国的小天使,但总是有些过于“反理想主义”的阴谋味十足,或者说有点影射史学的嫌疑。

  对此,邓野先生倒是没有如唐先生一样“诛心”,未对美国利用中国一说进行阐发。不过,他也指出了一点无伤大雅的美国“私心”: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点“通常的利益”,美国自然是不主张日本独占青岛的。

  说完“美国为何示好中国”,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是否成功,是否可以遵循外交程序顺利收回青岛,不取决于“五大国”中的英国法国更别说意大利,甚至不完全取决于另一当事人——同样身居五大国之一的日本意愿有多么强烈,对此最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的就是美国,或者说就是威尔逊本人。如果美国闷头坚持到底拒绝向日本妥协,那么,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四大国也无可奈何。原因也很简单,美国在一战后虽没有二战后那么风光,但已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强国,对国际事务有最大的发言权。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探讨“美国为何背弃中国”绝非打了民族主义鸡血的无理取闹,这的确就是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关键所在。

  不过,无论从唐启华先生还是邓野先生的书中都可以看出,所谓美国背弃中国绝非见利忘义或者移情日本,美国也是为时势所逼,几经挣扎之后才作出的无奈违心之举。

  下面,就轮到进入“为什么背弃”的问题了。我试着总结一下邓野先生的答案,有两点。

  第一,意大利首相退会。我知道,这看起来非常莫名奇妙,这不是中国美国再加上日本三家的事么?问题是,当日本获悉意大利退会之后,相当敏捷的借机生事,放风说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意的结局,日本可能也要追随意大利退出和会。

  对于威尔逊来说,他在和会上的最高目标就是确保巴黎和会取得成功,在此基础上组建国际联盟。意大利和日本都是世界强国,意大利一家退出也就算了,如果日本也跟着退出,那么巴黎和会肯定破产,国联也就组建不了。也就是说,当作为美国(威尔逊)次要目标的“支持中国”妨碍到“和会破产”这个首要目标时,也是懂得权衡轻重乃至丢卒保车的。

  这一点甚至连中国人也发现了。巴黎和会上的中方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向北京发电就再明白不过的指出:“美总统终不能为中国问题,再使日本步意之后。”

  狗血的是,意大利退出巴黎和会是缘于在争夺一块位于今天克罗地亚叫作“阜姆”的土地中未果。克罗地亚和山东,这个在恐怕在百度中都无法发生什么联系的奇怪组合,就这么成为了决定中国未来数十年命运的“蝴蝶效应”。

  第二,种族平等问题。这看起来只会更莫名奇妙。在巴黎和会中,日本针对英美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出了“种族平等”的诉求,但最后却被当时特别在意这一点的英美所拒绝。从我们现在的立场来看,日本在国际上提出“种族平等”的理念自然是再正确不过,这是多么重要的人权问题啊,更何况,这也可以惠泽同为黄种人的中国。但实际上,当时中国代表团对此的态度非常暧昧,而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中方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日本的这一“大张”东亚人民士气的诉求竟然也成为了中国败走巴黎和会的主因之一。

  种族平等如何与山东问题发生关系?按照邓野的解释,对于欧洲、尤其是美国而言,在种族平等被否决之后,似乎欠下日本一个情,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在山东问题上继续否决日本的要求,那么,对于日本可能有失公允,有失平衡。为此,美国在山东问题上应当选择对日本有所让步,以作为对日本的补偿。毕竟,赢家通吃并不是大国政治的惯常逻辑。

  无论是第一点还是第二点,中国和山东问题实际上都成为了列强利益交换的一个筹码。更冷血的说是,撇除威尔逊先生的理想主义因素,中国和美国之间同样存在利益交换,无非是中国以牵制日本或是门户开放“交换”美国在和会上的支持;问题是,美国与日本之间,同样存在利益交换,尤其当对日利益明显超出对华利益时,美国将别无选择。说白了,就是中国手上可以拿来和美国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太差。

  “威尔逊比昨日对日本更友善了”,在日本放风退出和会的当天,日本代表团就报告东京称。即使弃子在所难免,威尔逊过于立竿见影的转向始终让人心寒。

  据说,当威尔逊下了丢卒保车的最终决定之后,无论是美国代表团内部还是国内舆论支持寥寥。代表团团长蓝辛大怒,认为将青岛给日本以保全国联,是出卖了民族自决原则,“放弃中国和牺牲我们在远东的尊严”。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更是直接向威尔逊提出辞呈,称“美国将要不可避免地丧失在中国一百四十年来工作的成果……代之而起的将是一种以东京为中心的、反动军阀政权用无耻的办法控制的罪恶局面,那是趋向专制主义、嘲笑自由政府和人类进步原则的一种局面”。

  我想,最尴尬的一定是威尔逊,他的同僚们用来反对他的东西,竟然是他昔日的招牌:理想主义。

  在美国国会,威尔逊背弃中国的政策也引起了强烈不满,最后甚至引发了国会对《凡尔赛条约》的拒绝批准。

  不会再有一次背弃会让我们仍然心存感激了。毕竟,无论在现实中多么别无选择,美国外交在无法回避的“现实利益”之外,也始终有那么几根“理想主义”的硬骨头高喊“永不妥协”。

  即使是选择背弃理想主义的威尔逊,也承受不了更多的苛责了。为了与国会对抗,维护他成立国联、成功签订和约的“最高利益”,威尔逊回国后就开始了大范围的旅行演讲,短短22天内竟演讲37次,旅行8000英里,结果中途病倒,后又引发了严重的中风(这也成为了他几年后去世的主因)。为了这个不为国内舆论所认同的“最高利益”,威尔逊背弃了中国,背弃了理想主义,最后竟以身殉,也算“求仁得仁”了。

  在此也要多说几句。百年来国人似乎总是困惑于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的“两面”。在人类社会进入神话时代的“大同社会”之前,但凡民族国家,总是有“利己”的一面,以“五月花号”式理想主义建国的美国也无法特殊于这一普世规律之外。但是,若以此将美国的理想主义全盘否定,一定是错得更为离谱。正如,威尔逊在国家利益和“立功立名”的个人利益诱惑之下,背弃了他的理想主义底色,但是,美国国内舆论却紧守理想主义的亲华态度,客观上形成了“主义的制衡”;再如,即使威尔逊最终坚守了亲华路线,不惜冒着得罪日本和巴黎和会失败的风险支持中国,就能说其中完全没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么,就能说没有“牵制日本”的因素么?或者这么说,美国在日本侵华前期的“漠视”,以及中后期的“积极投入”,背后难道不是理想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对于一个政治有竞争乃至思想有竞争的国家,理想主义和国家利益又岂是可以割裂的评说?这其中的奥妙,可能连美国人自己都分不清吧。

  而中国呢?沉浸于被背叛的民族情绪中无法自拔,从此也背弃了一度无比相信的理想主义和国际公理,高呼着“强权战胜公理”和“我不相信”呼啸地走进五四和五四之后。

  无论是多么恒久远的情伤,也该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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