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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特立的爱国故事

来源:未知 编辑:木兮 时间:2017-06-18

  徐特立是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下面是应届毕业生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徐特立的爱国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学而不厌 讲究方法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字的教科书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着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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