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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朱德诞辰作文,纪念朱德诞辰的文章

来源:快读网 编辑:秩名 时间:2016-11-30

  朱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关于朱德的作文怎么写,快读小编收集整理了一些朱德的作文素材,欢迎大家阅读。

  纪念朱德的作文素材

  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朱德人民军队建设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建设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由朱德进行理论概括的关于建军、用兵、治军等军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

  朱德人民军队建设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为人民军队的宗旨、党与人民军队的关系、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军队的教育训练和管理、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朱德人民军队建设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也是朱德的革命经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体现,具有人民性、实践性的特点。

  朱德人民军队建设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指导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都起了重大作用。

  它在人类军事思想和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朱德诞辰130周年400字

  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朱德在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建设以及经济建设等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一生中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军事经济思想,对于我国现阶段军事经济的发展以及军事经济体制的改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纪念朱德130年诞辰文文章

  朱德伟大而传奇的一生,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卓越功勋。

  (一)他是党内极少数在共产党成立前就参加过响应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云南起义、护国讨袁战争和护法倒段战争而叱咤风云,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奋斗了整整10年的领导人。

  (二)他是惟一的最初没有被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接纳,而后来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袖的人。

  (三)他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中,既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又主要领导湘南起义这两大武装起义的惟一的领导人。(四)他是井冈山道路的两大主要开辟者之一。

  (五)他是对形成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央苏区的两大主要创建者之一。

  (六)他是惟一率领两路红军长征,三过雪山、两走草地的最高领导人。

  (七)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到抗战最前线,既指挥共产党军队,又指挥过国民党军队的我党最高军事将领。

  (八)他是指挥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九)他心系国家安全,是为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呕心沥血的革命元勋。

  (十)他毕生关注国家发展,是积极参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工作到老革命到底的楷模。

 

  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征文

  一、朱德的阅兵实践活动和重要的阅兵思想

  朱德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作为人民军队阅兵的主要领导者和检阅者,检阅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并在阅兵活动中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阅兵理论、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一)朱德作为人民军队总司令,在革命战争年代先后四次检阅人民军队受阅部队,为人民军队阅兵奠定了基础

  1931年11月7日,朱德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的名义在江西瑞金检阅了红军受阅部队。11月7日,为庆祝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瑞金的叶坪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毛泽东、项英、任弼时等红军将领在大会主席台上检阅了红一方面军的各军团、军派出的代表部队和红军学校、警卫部队等代表组成的受阅部队,并向受阅部队挥手致意表示问候。随后,在总参谋长叶剑英的陪同下,朱德、毛泽东等骑马检阅了部队。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正式举行的第一次阅兵典礼,也是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第一次检阅红军部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朱德当选为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事人民委员部部长,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统帅。

  1933年8月1日,朱德再次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在瑞金检阅了红军受阅部队。1933年7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以南昌起义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个建军节,7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发布《关于“八一”纪念活动办法》的命令,决定“八一”建军节举行阅兵、授章授旗等活动。8月1日清晨,阅兵仪式开始,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项英等领导人骑马检阅了中央警卫师(又称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和红军学校等组成的受阅部队,红军指战员立正持枪以注目礼相迎。朱德向红军指战员表示问候:“同志们,祝你们健康!”受阅指战员回应:“祝首长健康!”尔后,朱德带领红军指战员宣誓:“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的任务,为着工农解放而奋斗到底……”最后进行分列式,受阅部队在军旗的引导下高呼口号,阔步通过阅兵台。朱德等在阅兵台上检阅了受阅部队。这次阅兵式,是红军时期我军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在程序上既有“检阅式”又有“分列式”,接近于现在的阅兵程序,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阅兵的奠基之作。

  1944年11月1日,朱德以八路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延安检阅了八路军南下支队。中共中央为增强华南抗日力量,扩大对日军全面反攻的前进基地,决定派遣八路军第120师359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南下湘粤边,配合东江纵队创建五岭抗日根据地。11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的南下支队誓师大会。朱德等在主席台上检阅了南下支队指战员。接受检阅的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会场的东边朝着主席台前进,精神抖擞地接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朱德、毛泽东在王震旅长的陪同下,徒步检阅了南下支队指战员。八路军南下支队在延安举行的阅兵式,虽然检阅式和分列式不是集中在一天进行的,但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举行的一次重要阅兵,也是朱德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一次在延安检阅八路军部队。

  1949年3月25日,朱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3月23日,毛泽东、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转移。3月25日到达北平,当日下午3时,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检阅了人民解放军第41军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和该军连以上干部等组成的受阅部队。当朱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着敞篷吉普车来到受阅部队队列前时,站在队列前的各分队指挥员举手向领袖们敬礼,朱德、毛泽东等站立在缓缓行驶的吉普车上,威严庄重地举起右手,向指战员们还礼。队伍里响起了:“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口号声。阅兵结束后,朱德驱车进驻香山来清轩。西苑阅兵,虽然只有检阅式,没有分列式,但它在人民军队阅兵史具有重要地位,是新中国开国大典阅兵的一个预演。

  朱德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四次阅兵,为人民解放军内部阅兵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新中国国庆阅兵提供了借鉴。

  (二)朱德先后五次担任新中国国庆阅兵司令员,高度重视国庆阅兵,为新中国国庆阅兵作出了贡献

  1949年10月1日,朱德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当日,在开国大典上他担任阅兵司令员,乘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检阅通过天安门的陆、海、空三军部队。朱德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此后又先后担任1950年、1951年、1952年、1953年的国庆阅兵司令员,检阅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朱德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国庆阅兵司令员,对国庆阅兵特别是开国大典阅兵十分重视。在1949年八九月份开国大典受阅部队训练期间,63岁的朱德冒着酷暑多次到市郊训练场地视察,了解训练情况,鼓励指战员搞好训练。在炮兵训练场,朱德观看完牵引车驾驶训练后,询问教官:炮兵进行分列式时如遇牵引车熄火怎么解决?教官回答了总司令的提问,并报告了驾驶训练的口诀:纵成一列走直线,横成一排右标齐;互不相窜等距离,炮口朝向高平齐;前车熄火后车推,纵行横线不偏离。朱德听后说:总结得好,并指出驾驶技术要熟练,维修保养要精细!朱德先后两次到永定路北侧的战车训练场听取指挥员汇报,询问坦克通过天安门两侧三座门时会不会把门墙撞坏等问题,并观看了坦克列队行进的情况。朱德还两次到北苑步兵训练营,视察部队分列式训练。第二次到北苑训练营,他还检查了步兵和海军地面部队的合练。海军方队是9月中旬才开始组建训练的,但他们大部分是国民党海军起义过来的,有着扎实的队列训练基础,走得比较好。朱德观看海军方队演练后,称赞说:开训晚,走得齐!朱德还到南苑机场视察机场飞机和设备,看望空、地勤人员。他关切地问飞行员参加飞行受阅行不行?还登上飞机观看各种仪表和操作系统,鼓励飞行队为迎接新中国成立,为建设人民空军多作贡献。

  9月25日夜,朱德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地面受阅部队预演,模拟检阅受阅部队,并现场督察阅兵程序和预演全过程。

  开国大典阅兵结束后,朱德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招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受阅的陆海空军部队代表和驾机驾舰起义的原国民党空、海军人员。席间,朱德亲切地对几位驾机起义的飞行人员说:我们的空军要大发展,你们是空军的“种子”,将来大有作为。并举起酒杯说:“从今天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

  朱德不仅重视新中国开国大典阅兵,对以后的国庆阅兵也都十分重视和关心,给予指导。朱德不仅连续五年担任国庆阅兵司令员,而且出席了1954年至1959年举行的新中国六次国庆阅兵,检阅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

  朱德在担任阅兵司令员期间,所形成的国庆阅兵程序、内容包括阅兵口号用语等,都为后来的国庆阅兵所继承和发展。朱德为新中国国庆阅兵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朱德关于受阅部队的形象就是中国军队的形象,要拿出打仗的劲头完成阅兵任务等阅兵思想,对国庆阅兵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德在深入阅兵部队训练现场、了解部队训练情况、指导受阅部队训练过程中,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阅兵的思想。

  朱德提出阅兵等同于作战,受阅部队应该拿出打仗那股劲来完成任务。1949年8月,朱德在战车训练现场的讲话中要求全体受阅人员要拿出打仗的劲头儿来,圆满完成阅兵任务,为新中国争光。

  朱德指出,受阅部队的形象就是中国军队的形象,要展现出人民军队的良好姿态。1949年9月,朱德在观看完步兵分列式训练后讲话:“同志们,你们的形象就是中国军队的形象,你们在阅兵式上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新中国的印象!通过你们的军姿,看到人民军队的面貌。希望你们努力训练,以良好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面前。”【林玉华:《国典大阅兵》第一部,长征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朱德这些阅兵思想,不仅有力地指导和激励了当时受阅部队的训练和国庆阅兵,而且对后来的国庆阅兵参阅部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朱德在国庆阅兵命令中阐述了新中国国防和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朱德在开国大典和国庆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四周年等五次阅兵中,代表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在这些命令中,朱德阐述了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一)朱德阐述了肃清国民党军队残余,解放全中国的思想

  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阅兵式上,朱德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朱德在命令中高度评价了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贡献。他指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10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民解放战争虽然取得了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地区还没有解放,还有140余万国民党残余军队在西南地区、中南和西北部分地区及华东的闽南地区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因此,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中强调,现在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朱德命令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10页。】。

  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后,许多新解放的地区匪患严重。国民党军溃败后,大批残兵败将相聚为匪,形形色色的地主武装、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地痞流氓也转为土匪。他们相互勾结,形成猖獗的反动破坏力量,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为此,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中,要求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把剿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去完成。【《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10页。】

  (二)朱德阐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要思想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当局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派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随后,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1950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是在战争的氛围中举行的,是在我国安全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形势下进行的。在阅兵仪式上,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和民兵的命令中,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他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用武装部队侵略我们的邻邦朝鲜,同时与蒋介石残余匪帮勾结公开侵占我国的台湾;美帝国主义正在用战争威胁世界和平。”他命令全国武装部队和民兵必须进行充分准备,加强国防建设,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为了保卫我国神圣的领土、领海、领空而奋斗,为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日。】

  在10月1日国庆阅兵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主席收到了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求援信。随后,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在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出兵援助朝鲜的主张。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由中国各族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

  10月29日,朱德到山东泰安县曲阜向即将入朝参战的第九兵团团以上干部作抗美援朝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美帝国主义不顾我们警告,越过三八线,直趋我国边境,还有侵略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保卫祖国,支援友邦,我们肩负着光荣的职责。有世界民主阵营的支持,我们一定能胜利。【《朱德年谱》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4页。】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与朝鲜人民军一道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至“三八线”附近地区。在1951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仪式上,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中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他指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志愿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保障了祖国的安全,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日。】

  (三)朱德阐述了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人民解放军要提高警惕,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保卫祖国的思想

  朱德在1951年国庆阅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中,冷静地分析了朝鲜战争和国内外的形势,强调:战争危机仍在严重威胁着我们祖国的安全和东方与世界的和平。他命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民兵,要“警惕地站好你们的战斗岗位,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巩固祖国国防。”“为解放台湾、澎湖、金门诸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为保卫祖国安全,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领海、领空而奋斗!为保卫东方与世界和平而奋斗!”【《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日。】

  朱德在1952年国庆阅兵发布的命令中进一步强调: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美帝国主义仍在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继续拖延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并不断向我国进行军事挑衅,阴谋扩大侵略战争。因此,为了保卫我国的安全,为了保卫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全军指战员要时刻地提高警惕,紧紧掌握自己手中的武器,为解放台湾、巩固国防、保障国家建设顺利进行而奋斗!【《人民日报》1952年10月2日。】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1953年10月1日,在庆祝抗美援朝胜利的氛围中,朱德在阅兵仪式上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发布的命令中强调:朝鲜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美帝国主义仍然侵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并积极协助蒋介石残余军队扰乱和威胁我国沿海的安全;美国政府仍在有计划地使朝鲜停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并与李承晚集团共同进行着破坏政治会议的预谋;此外,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欧洲仍在企图继续执行扩军备战和挑衅的政策,使国际形势保持紧张的状态。朱德命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军事戒备,为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安全而奋斗!【《人民日报》1953年10月3日。】

  (四)朱德阐述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掌握新技术,学会诸兵种联合作战本领,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巩固国防的同时,组建新的军兵种,创办军事院校,制定颁布三大条例,开展文化教育和技术训练,改善武器装备。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迈进。

  为了加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朱德在1951年国庆阅兵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中,号召全军指战员要“毫不满足地认真学习,熟练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本领,提高现代军事科学和指挥艺术的水平,加强各种工作的计划性、组织性和准确性,巩固和提高军事纪律,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日。】1952年国庆阅兵,朱德代表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的命令中,在肯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建设和全军掌握技术及学习文化运动都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进一步要求全军指战员要熟悉和精通业务,不断提高文化水平和军事政治知识,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1953年,我国国防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可喜成绩,朱德在国庆阅兵命令中进一步强调:全军指战员要努力学习先进军事科学和技术,学习政治和文化,锻炼体质,掌握新的战斗技术,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发扬英勇、机智、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为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安全而奋斗!【《人民日报》1953年10月3日。】

  朱德在国庆阅兵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中提出和阐述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有力地指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遵照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和土匪,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和进行抗美援朝的命令,向国民党残余部队实施战略追击,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彻底消灭了大陆上残余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台湾和东南沿海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保卫了祖国的安全,援助了朝鲜人民,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学习科学文化技术、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要求,全军开展文化教育和技术训练,进行合成军队建设,贯彻执行三大条令,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由单一军种逐步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迈进。

  朱德在国庆阅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中所阐述的提高警惕、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思想;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掌握新技术,学会诸兵种联合作战本领,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人民解放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加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征文:朱德与红四军的创建与发展

  从1928年4月成立到1930年6月编入红一军团,红四军独立存在两年多,其战功赫赫,影响巨大,成为中国革命的鲜艳旗帜和中国红军的光辉榜样。它的许多探索性经验后来对全国其它根据地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德作为一军之长,自然成为红四军的领导核心和灵魂人物之一,对红四军的建设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建设两方面。

  朱德与红四军的创建和发展

  从1928 年4 月成立到1930 年6 月编入红一军团,红四军独立存在两年多,其战功赫赫,影响巨大,成为中国革命的鲜艳旗帜和中国红军的光辉榜样。它的许多探索性经验后来对全国其它根据地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德作为一军之长,自然成为红四军的领导核心和灵魂人物之一,对红四军的建设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建设两方面。

  一、朱德与红四军的政治建设

  1、确定红军的阶级性质,明确红四军的建军任务

  马列主义认为,军队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并为其利益服务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军队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准则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它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作为第一支人民军队的首任军长,朱德在创造和建设红四军的工程中,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红四军建设的核心。他认为,人民军队建设“归根到底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1]

  为创建一支新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朱德便从实践和理论上进行了重要探索。在领导革命斗争中,朱德始终将红四军的任务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逐步明确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方向。井冈山会师后,随着部队扩大成员复杂和国民党军队的“会剿”等客观形势的发展,创建一支强有力的新型人民军队就成为当时红军领导人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可是在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和怎样建设军队的问题上却产生了不同意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1929年12月,朱德、毛泽东等同志一起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深刻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的建军经验教训,批判了红四军内部的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念、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明确了红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即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从而为创建初期的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古田会议之后,朱德进一步深化了对红军性质和建设方向的认识。他指出:“红军为工农革命之斗争工具”[2],“红军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的,白军是代表地主、土豪、资本家利益的。我们当红军就是为了解放广大劳苦大众的。”[3]朱德在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发出的训令中多次强调:“务望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故凡违反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4]。为进一步加强红军建设,1931年7月,朱德发表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在这篇全面论述红军建设的重要著作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红军的阶级性问题。他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红军的组织成分必须有充分的阶级性,就是工农劳苦群众才有资格来当红军。”[5]这实际上指出了红军是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从而为红军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同时也为他后来提出“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奠定了思想基础。朱德等人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原则,使人民军队从创建开始就时时处处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人民利益着想,把人民的需要当作自身的需要,在艰苦卓绝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和广大人民建立了不可分割的鱼水关系。因而人民军队深得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戴和多方面的无私援助。在中国革命战争初期,处于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的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弱小的红军能够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能够战胜兵力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反动军队,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2、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正确处理红四军的军政关系

  朱德坚决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朱德指出:“无产阶级军队绝对服从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6]这既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古今中外一切其它军队,成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标志,也是人民军队摆脱一切旧式军队的各种影响、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保证。

  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为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朱德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共同创造了红军第四军,这支队伍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经验,其中一条根本的原则即是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关于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问题,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期内,内部思想认识上有过分歧,具体体现为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其实质是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据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一切’”,“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7]虽然“朱德在确立并实施党领导红四军的基本原则方面与毛泽东目标一致”,但“在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的问题上朱德与毛泽东意见相左”。[8]更严重的是“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9]难能可贵的是,当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传达到红四军后,朱、毛二人都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接受中央“九月来信”精神。1929年底,朱德与毛泽东、陈毅一起主持召开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批评了当时红军中流行的把军事和政治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以及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朱德认为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要在前委指导之下平等地执行工作任务,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以及所谓“司令部对外”的提法是错误的,必须建立健全军队中党的各级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为提高党的战斗力,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对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党的组织性和党的组织生活都作了详细规定;并把部队每班建立一个党小组,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以及发展党员以战斗兵为主等,作为军队中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古田会议前进行的新泉整训期间,朱德专门负责军事整训工作,他利用可能的条件,举办了基层军事干部集训班,亲自讲授军事课、到现场指导军事训练和战术动作,并集中各级干部的讨论意见,主持制定了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在古田会议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全面回顾了红四军从成立到召开古田会议期间军事斗争情况。《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军队建设和士兵政治训练的部分,很多内容都是根据朱德领导的军事整训的总结和他所作的军事报告来写的。因此朱德对党指挥枪原则的形成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

  朱德特别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认为政治工作直接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他曾指出,红军的战斗力,最主要的是靠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和政治影响力。朱德认为作为指挥员负有组织和指挥部队的重任,要带好兵,重要的是要影响和教育好士兵,使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带兵的人必须比士兵在政治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懂得更多。而且,带兵人的职务越高,他们的影响力也越大,要求其更具有政治远见。向士兵灌输先进的思想,提高其政治觉悟,这是一种内在动力,可以使全体官兵为着一个共同的远大目标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前赴后继,直至为实现远大的目标而不惜牺牲一切。

  朱德认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比单纯的军事技术教育更重要。这是朱德在对比新旧军队之后得出的重要经验。他认为旧军队总是打败仗并不是这些军人在军事技术上有什么问题,而是贪生怕死,因为他们当兵并没有救国救民的远大目标,而仅仅是为了自己混口饭吃。因此,在实际带兵打仗中,朱德十分注意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井冈山会师后,朱德曾对红四军的广大官兵说:“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有文化有觉悟的钢铁般的革命队伍,献身于国家自由和人民解放的事业。同后来的发展工作相比较,政治工作是首要的,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部队还要学习革命历史、外国侵华史以及怎样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他们还要学会怎样向敌军宣传、怎样唱歌和演讲。”[10]

  朱德强调,人民军队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在政治上确立这样的信念,是建立人民军队的思想基础。同时,人民军队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任务。部队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全体指战员明了这一历史使命,要完全信仰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要通过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实行它的领导作用。军队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要搞好团结,建立正确的军政关系。军事行政系统必须尊重与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交给它的任务;同时,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军事行政系统来执行、来体现,党组织必须尊重军事行政系统。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应在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三个方面起模范作用。朱德虽从未担任过部队政治工作方面的领导职务,但他一直特别重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正确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军事行政领导的统一,并对其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3、强调军队民主与部队纪律,确保红四军战斗力不断提高

  朱德特别重视部队的军事民主建设和部队的纪律问题,因为军事民主和部队纪律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他特别重视部队的纪律问题。针对军队中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和极端民主化现象,他主张加强集中统一和实行严格的纪律,以保证军队行动的一致和意志的统一,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早在建军初期,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途中,他首先进行的就是纪律整顿,要求部队指战员必须严格遵守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归公等纪律,对违纪人员进行重处,经过整顿,部队的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1928年5月,红四军“一占永新”后,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召开大会,朱德等在会上讲话。“朱德同志说,现在我们从湘南到江西来了,两天前在黄坳打了胜仗,前天到五斗江又打了胜仗,我们要在江西打出一个局面来。接着他讲,要加强纪律性,革命军队要爱护工人、农民,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军队要服从纪律,要守纪律,服从命令。他还批评了一些不守纪律的现象,说革命没有纪律是不会成功的,有一种人以为自己会打仗,就骄傲起来,以为了不起,我们用不着这种英雄豪杰。”[11]

  其次,朱德非常重视部队的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初创时期,由于组织成分复杂,在思想、组织和作风上都存在着不少问题。红四军成立后,特别是古田会议后,朱德主张,一方面反对军阀主义、命令主义,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用以清除雇佣军队的残余影响。过去在旧军队中,官长可以任意打骂、体罚和虐待士兵,士兵没有开会和言论的自由,官兵在政治、经济待遇等方面极不平等。通过民主的实行和对军阀主义、命令主义的反对,不仅很好地改造和清除了旧军队的残余影响,而且激发了军队的革命精神,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井冈山时期,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倡导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保证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落实到位并且率先垂范,使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为大家的自觉要求和行动。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较好地实行了民主制度,形成了民主风气,养成了民主习惯。朱德不仅在军队建设中强调建立民主的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而且在作战指挥,在战役、战斗中也提倡实行军事民主。他认为,人民军队的指战员应是自觉的战士,而不是作战的机器或工具。在战争中,应该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任务、领导的意图和完成任务的方法,充分发挥其革命的积极性。他提倡发扬“新英雄主义”,每个指战员都应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不但要绝对服从命令,而且要养成机断专行的主动性,并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朱德曾说:“正确运用军事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可以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促进团结;可以发挥群众高度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可以克服各种困难,提高战斗力。”[12]

  另一方面,在实行军内民主的同时,朱德又提出反对“放弃领导,光讲民主”的尾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人民军队内部民主集中制的坚持和严格纪律的执行,使军队内部既扩大了民主,又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从而加强了党的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夺取革命胜利,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4、以身作则、平易近人,永葆普通一兵本色

  朱德一生不图名,不贪财,吃苦耐劳,清正廉洁,总是以一个普通一兵的身份严以律己,他以身作则,每到一处都强调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不搞特殊化。朱德一直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从不吹胡子瞪眼地训人,而是循循善诱地向战士们讲道理。他很懂得战士们的心理。在平时,他也处处以身作则,十分关心战士。

  红四军成立后,部队给他配备了一头骡子,但他在行军作战中多半是步行,把骡子让给伤病员骑。因此,深深得受战士们的敬爱。战争年代他吃得很简单,一碗大米饭,一二碟小菜即可。作为红四军军长的朱德,脚上常穿一双自制的草鞋,穿烂一双就再打一双。他还抽出时间帮助身边的战士打草鞋,战士们都说:“世界上只有我们的总司令自己打草鞋,还时刻想着我们这些战士”。[13]朱德身上常穿一套土布制服,被服厂长想给他做套好点的衣服,朱德同志说:“我也是一个战士,就要这个土布的。”[14]不熟悉他的人,常把他误认为老兵、伙夫头。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物质生活很艰苦,平时的伙食是糙米加南瓜,全军上下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官兵同是5分钱的伙食尾子,但从军长到伙夫都是一样的。朱德工作比战士们不知辛苦多少倍,可战士们吃什么,他也吃什么,还常常让战士们先吃。为保障基本的生活需要,部队实行储粮备战,下山筹粮。挑粮上山劳动强度大,山路崎岖难行,十分辛苦。当时朱德已是40多岁的人了,但他仍然坚持和战士们一起下山挑粮。大家看他年纪大、工作忙,一再劝他不要参加,但总劝不住。于是就把朱德的扁担藏起来了。但他又砍了一根扁担,并写上“朱德的扁担”几个字。这一动人事迹在根据地广为传颂,井冈山军民还特意编了一首《挑谷歌》:“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围剿。”朱德后来谈到这一经历时说:当时挑粮,很多时候由于体力不支挑不动了,但战士们早已抢过去了,只要我们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共苦,他们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朱德坚持和红军战士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寒冷的冬天,朱德身上也只穿两层单衣,床上垫些稻草,盖一条线毯,从未搞什么特殊化。朱德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时常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井冈山时期的龙源口战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朱德同志亲自手提花机关枪赶至望月亭,组织力量把敌人压下去,给红军官兵以极大的勇气和信心,部队很快又夺回了前沿阵地风车口,为战役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德这种以身作则的精神坚定了红四军广大官兵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坚强决心。正是那种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的铁铸一般的阶级友情,使官兵亲密无间,并肩战斗。康克清在回忆朱德的文章中说:“在战争岁月里,在行军途中,我常常听战士们说‘我们红军战士的生活和战斗很艰苦,可是朱军长和我们一样,还有什么可说的’”。[15]

  朱德虽然历任高职,但农民出身的他一直都十分平易近人。首先是对待部下平易近人,决不打骂他们,以人道待遇对待普通士兵。“他的部队知道他同大家一样,也是农民,拿他们当人看待,绝不许任何军官打骂他们。”[16]一些后来参加红军的俘虏说“它(红军)跟川军可真是两样,长官和战士一块睡,一块吃,哪个长官也不能打战士,我们还上课、开会和唱歌。”[17]其次,尊重普通士兵和老百姓的价值。在每次总结战斗战役的会议中,朱德总是细心听取各种意见,甚至是来自普通士兵的批评。“每一名战士和每一名指挥员都有充分发言的自由,他们可以彼此批评,也可以批评全部战斗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得失。”[18]朱德认为:仗打赢了,功劳是战士和工人、农民的,领导人不经过他们,就一点功也没有。因为我是总司令,有时把我当作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因此而夸功,那岂不可笑!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中重要的“人民战争”思想。朱德能够肯定普通士兵的价值,在于他深深明白我军与反对派军队的区别。朱德曾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又去反对人民,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种军队,发展了一整套极其野蛮的带兵方法,他们主张‘将贵智,兵贵愚’的愚兵政策,因为兵如果聪明了,就不肯干反人民的事情了。他们制定一套军法、军令、军纪,依照这套军法、军令、军纪,就树立起军队中绝对独裁、绝对服从的残暴制度,……他们在军队中,广泛发展打骂制度、特务监视,甚至暗杀士兵。其三,在军事教育中平易近人。康克清曾这样分析朱德:(除了革命品质外)最重要的是他平易近人,热爱战士,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这一切,是不承认部属和士兵的独立人格。”[19]

  二、朱德与红四军的军事建设

  1、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

  井冈山会师后,朱德主要负责军事指挥,在率领南昌起义军征战以及湘南起义期间所形成的游击战略战术原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总结。红四军成立后朱德又先后提出:集中主力于主要方向,用于打攻坚战、伏击战和歼灭战;非主力部队安排于次要方向,担任警戒、掩护、阻击、骚扰等新的战术原则。在二打永新获胜后,朱德根据这一时期红军人数较少、武器装备很差、物资供给困难、根据地很小、作战流动性大和敌强我弱的特点,在1928年5月,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他根据自己过去在作战中形成的一套游击作战方法,与毛泽东一道将游击战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十六字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游击战争的正确原则,成为人民军队积极防御战略的雏形。它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作战指导上最重大的问题。这些基本经验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很好的实战运用,一打永新,红四军先集中兵力于一路,然后声东击西在五斗江设伏,溃敌周体仁第八十一团,歼灭黄兴邦先遣营,乘胜一占永新,取得第二次反“进剿”的胜利;二打永新,红四军避其锋芒,敌进我退,然后再次声东击西,奔袭高陇,在草市坳设伏,全歼敌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击毙敌团长刘安华,击溃敌师部,击伤敌师长杨如轩,乘胜二占永新,取得第三次反“进剿”的胜利;三打永新,红四军又一次声东击西,在龙源口歼灭敌第九师李文彬第二十七团,并击溃敌人第八十、八十一两个团,杨如轩负重伤,乘胜三占永新,取得第四次反“进剿”的胜利。在朱德的军事指挥下,红四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三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后来在转战赣南、闽西期间,又依靠游击战先后取得三占龙岩、攻破“铁上杭”、消灭唐云山旅等重大胜利,为红四军的发展壮大;为中央苏区的开辟作出了重大贡献。

  2、注重军事训练内容,主张从智力、体力、技术三个方面进行练兵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方面均远远落后于国民党军队。而且,部队不断补充新兵,干部的提拔也很快,有的干部并不具备应有的军事技术;加上参军的人大多数是农民,科学常识较欠缺,一旦要求他们使用最新式的武器,就必须进行艰苦的军事训练。因此,朱德非常重视红军的军事训练。在他看来,利用每个战斗间隙,争取很短的时间,加紧进行军事训练,是红军各级指挥员的战斗任务。朱德任红四军军长期间,曾进行过两次集中的军事训练,一次是1928年11月中旬在宁冈新城、古城进行的冬季训练;还有一次是1929年12月在连城新泉进行的整训。每次军事整训,他都克服各种困难,举办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亲自上课,言传身教,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特别是新泉整训期间,他还主持制订了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等法规,为克服红四军内的各种错误倾向和提高战斗力,也为开好红四军党的“九大”创造了条件。

  朱德认为,军事训练的内容:一是智力,二是体力,三是技术,军事训练应注意智力、体力、技术三方面的有机统一。练智力就是要提高政治觉悟,如果政治觉悟不高,不懂得为什么打仗,就没有积极性,兵就练不好,只有启发和提高了指战员的无产阶级觉悟,使他们了解革命战争的本质,明确了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他们才会奋不顾身地与敌人英勇斗争,我们的军队也才会成为一支打不垮的军队。智力训练也包括提高文化程度,这是进一步学习政治和军事的基础。练体力就是练就强健的体魄和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的品质。朱德认为,体力训练能有效地运用自己的武器和克服战斗情况不利因素的影响,能保证军事技能的形成。并说体力这个东西是练出来的,就是很文雅的知识分子,只要练也可以练出来。行军打仗需要有强健的体格,所以体力锻炼也很重要。练技术就是训练军事战术技术,提高军事素质。他特别重视技术训练,提出“勇敢加技术”的著名口号,强调旺盛的士气应该同掌握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朱德特别强调练兵要注意智力、体力、技术三者的统一。他认为人民军队从整体上讲是有政治觉悟的、是勇敢的。但在革命战争时期,武器装备不如敌人,环境也不利于进行技术训练,因此在军事技术上比较落后,而技术又是战术的基础。军队只有不断提高技术和战术水平,才能把战斗力发挥到极致,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因此部队必须重视并抓紧技术训练,他曾严肃批评红四军中曾存在不重视体力与技术训练,以为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有了一切的错误倾向。

  在朱德的倡导下,红四军的练兵内容丰富多彩,早操时间练习抢山头、追击、射击、迅速集合,比如:井冈山时期,部队就经常在茅坪的步云山练习爬山;游戏活动练习刺杀、枪术、测量、跳高、跳远;军事比赛打手榴弹、爬竹竿、过独木桥、越障碍物、赛跑等。红军部队有个优良传统,即注意锻炼身体,注重体育运动。红军每到一处,必会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热热闹闹地开展体育活动。根据地的体育运动主要是以军事体育为内容,如跑步、登山、武术、举石锁、下棋等。如举行登山比赛,还发给优胜者3发子弹作为奖励。武术是当时异常活跃的体育运动之一。当时红军中徒手兵很多,而徒手兵多是有武功的青壮农民,他们只要战斗一打响就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枪支,武装自己。平时,他们天天习武练拳,舞刀弄棒。就连少年先锋队、儿童团每天都要练习几下武术基本功和梭标的使用方法。跑步是红军“三操两讲”的军训基本内容,每天早晨都能听到整齐的跑步声和严肃的口令,由于井冈山气候寒冷,红军官兵衣着单薄,跑步也是御寒的好办法。还有,红军在行军休息途中、挑粮休息间隙,“角力”、“顶扁担”等项目也是屡见不鲜的体育活动。

  3、确立军事民主及群众路线的军事教育方法

  军事训练是提高和巩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环节,军事训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军队的素质。朱德认为,军事训练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搞清楚部队的真实情况,分析、了解部队在战术、技术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找到训练的突破口,才能制定出训练的相应措施。井冈山斗争时期,当时由于军队长期处在强大敌人包围和进攻之中,环境不定,作战频繁,加之队伍发展迅速,而参军者绝大多数是农民,要在流动作战环境中训练军队,仅靠少数人而不发动群众很显然是不行的。于是,朱德提出“军事教育要走群众路线”、“战术运用要走群众路线”、“练兵要走群众路线”。他认为实行官兵互教,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智慧,才能把兵练好。一方面他要求身经百战、有着丰富战斗经验和使用武器经验的“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在军事上把动作搞好,做好榜样,让士兵模仿、学习,凡是要求士兵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另一方面他主张寻找士兵中技术较高的人充当教官,“会什么就让他教什么”,“谁擅长什么,就请他教什么”。不但战士要跟着学,干部也要放下架子虚心地学。同时,军事训练也要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缺什么就教什么,而不是一般地教,训练的内容也不是一般的战术原则或大的东西,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注重实用,重点在“练”。要使每个战士都能熟练地掌握自己专业的技术。他特别反对军事训练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潦草从事的形式主义。通过官兵互教的群众练兵运动,既充分调动了官兵两方面的积极性,又充分发挥了官兵两个方面的技术战术特长,达到了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军事素质的目的。并强调:学习技术,要切合实际,循序渐进,不能贪多求快,好高骛远。在训练中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要注重实战总结,野外演习和武器操作。全军官兵都要努力学习和掌握一切我们所必需掌握的军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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