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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格蕾丝》:加拿大文学女王写就的历史小说

来源:快读网 编辑:小绿 时间:2016-03-21

  书名:《别名格蕾丝》

  作者:【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者:梅江海

  ISBN:9787-5327-6851-6

  出版时间:2016年3月

  装帧:平装

  定价:57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玛格丽特o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桩臭名昭著的罪案为底本,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却充满诗意的故事。小说乍看充满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却又随着情节的推进,笔法自然翻转,性、谋杀与阶级冲突交相混合,想象的树脂流淌进了历史事件的缝隙里。通过人物视角的切换,故事获得了绚丽的碎片化效果,邪恶与尊严、悲剧与华美共存,虚实相生间,特定年代最为广阔的社会画卷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作者/译者简介】

  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迄今已有14部诗集、11部长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文学评论出版,并主编了《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牛津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等文集,此外还撰写了不少广播、电视、戏剧、儿童文学作品等。她获得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国际文学奖和不计其数的其他奖励和荣誉,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国内外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她的作品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

  阿特伍德19岁开始发表自己的第一首诗作。她擅长将日常经验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层次,她的诗歌不仅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而且富有深刻的洞察力,在加拿大和英美诗界都很有影响,先后获过多种重要的文学奖。

  自从1969年,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之后,她的作品频频获奖,这也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她创作的三部优秀长篇小说《女仆的故事》(1985)、《猫眼》(1988)、《别名格雷斯》(1996)曾三次获得布克奖提名,最后凭借第十部小说《盲刺客》摘得了这项最高文学奖的桂冠。同时,阿特伍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无论在民间还是文学界都认为她得奖是迟早的事。

  阿特伍德的影响不仅跨越了国界,也跨越了文学领域。她一直十分关注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无所不在的强大影响和加拿大日益美国化的倾向;为抗拒这种倾向,她大力支持以推进独立的加拿大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阿南西出版社,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她帮助成立了加拿大作家协会,并曾任该作协的主席,还担任过国际笔会加拿大中心的主席。此外,她在《纽约人》等多种国际知名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短篇小说、评论等;她还应邀在美、英、德、澳、俄等国朗诵和演讲,扩大加拿大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她开始关注另一领域--环境保护,显示了很强的生态意识,并因这方面的创作、论述和所采取的行动而获得环境保护和社会活动方面的荣誉和奖励。同时,她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政治:如反对美加自由贸易法案、为“大赦国际”组织的斗争在加拿大开辟阵地,等等。总之,在过去的约30年中,她一直以加拿大文学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世界文坛,被列在“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加拿大人”的第五位。

  阿特伍德的创作可按四个历史阶段分为“早期的创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创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作”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早期的创作”中,诗集《圆圈游戏》是使她获得总督奖而在加拿大文坛脱颖而出的;自此,加拿大第一流的大出版社纷纷主动向她敞开大门;同时,媒体的关注再也没有离开过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创作”中,《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的发表引出了褒贬不一的争议,继而又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加拿大文学及文学评论的讨论,客观上使该书成了一部影响远超出它本身价值的文学评论专著。因为,《幸存》的发表既是加拿大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反过来推动了这一思潮的发展。这本书的出版,客观上成了加拿大文学和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作”中,被称为“女性主义的《1984》”的《使女的故事》极为成功,赢得第二次总督奖及众多奖励和荣誉,大大地扩展了她的读者群,赢得了国际主流市场,并使她跻身世界名人的行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中,被赞为“意义深远、富有戏剧性、结构精妙绝伦”。

  【重要评荐】

  我们时代接触的小说家。--《星期日泰晤士报》

  【译者后记】

  有人曾说加拿大文学没有皇帝,但有位女皇,她就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可是,因为我只是由于教书的需要才零散接触一些加拿大作家,所以无法判断上述评论是恰如其分,还是言过其实。但平心而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确是在加拿大作家中我较为偏爱的一位。她的作品构思新颖,哲理深邃,语言丰富,逸趣横生。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时间永远不够用的情况下,挤出时间在她的第九本小说《别名格蕾丝》问世后不久就先睹为快,一口气将这本不短的小说读完了。很为小说中一些妙不可言的特点而感到激动,因而决定把书译成中文,向广大的中国读者介绍一本好小说,让更多的人一睹加拿大文学女皇的风采(我似乎已接受了刚才那条评论)。从一九九八年我的中文译本《别名格蕾丝》首次由译林出版社在国内出版,至今已近十多个年头。时隔十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再次向读者介绍这部作品,如今,上海译文出版社又打算重版这部不可多得的当代名著。我作为本书的中文译者,也作为比诸位先行一步的读者,感到有义务奉献我本人对这本小说的一孔之见。可谓抛砖引玉,期望能起到打火石的作用,引出新见解的火花。文学创作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亦是如此。时常难免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我的见解若有肤浅谬误之处,还望今后有机会与诸位进一步探讨。

  这本小说的英文标题是AliasGrace,直接译成中文便是《别名格蕾丝》。正如英国小说家及文学评论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一书中所指出,所有小说共有的主要成分是“故事”,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我们都像《天方夜谭》里谢赫拉莎德的丈夫苏丹大人那样,耐不住悬念的诱惑,急于发现“后来怎么样了呢”,从而使深谙“故事中的悬念”之奥妙的谢赫拉莎德免于一死见E.M.Forster,AspectsoftheNovel,London:EdwardArnoldLtd.,1974,pp.1718。。《别名格蕾丝》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在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能利用读者的好奇心,巧妙地安排情节,致使读者长时间地处于悬念之中。

  这是一个女谋杀犯的故事,因而,阿特伍德在情节安排上大量使用了谋杀故事和侦探小说的手法。故事开始的时间为1859年,即1843年的双重谋杀案发生之后十六年。女主人公格雷丝·马克斯正在因参与了她过去的雇主托马斯·金尼尔和他的管家兼情妇南希·蒙哥马利的谋杀案而在金斯顿的教养所里服无期徒刑。因为被不少人认为精神不正常的格蕾丝坚持说自己丧失了对谋杀案的记忆,当地有一批“改革人士”聘请了一位名叫西蒙·乔丹的美国医生来对她进行精神上的调查和鉴定,以便写出一份专家鉴定报告,附在他们的请愿书里,让格蕾丝获得赦免。在很大程度上读者与西蒙·乔丹一样,急于发现“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她是否真有罪”的答案。就是在这样的悬念和期待之中,读者满怀兴致地一页页翻过书页,不断地证实或否认自己的猜测,探索头脑里那些问题的答案。像其他侦探小说一样,重要的线索,如勒死南希的手绢,在书中多次有交代,留有伏笔。第十三部分“潘多拉的盒子”中那场有浓厚的情节剧色彩的神经催眠疗程很让人想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中的“终场”:主要人物都集中在一起,由料事如神的比利时大侦探波罗揭露真凶,在场的和读书的都大吃一惊,但真相大白,皆大欢喜。整个谋杀案的“结局”又很像典型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凶手曾受过被杀者直接或间接的迫害;凶杀是复仇、伸张正义的非法手段。虽然读者对罪犯不无恻隐之心,但难案被高手破了,读者的好奇心得到最大的满足。

  可是,正如作者本人在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记者采访她时说:《别名格蕾丝》的确“非常像侦探小说,只是结局悬而未决。这就是历史和谋杀疑案之间的区别”。很显然,阿特伍德写这本书的目的不单单是要讲个耸人听闻的谋杀故事,而是要纠正苏珊娜·穆迪等在她之前的作家“把流传的故事以讹传讹”见本书“作者跋”。的做法,从而还女仆格蕾丝以本来面目。杜邦医生(杰里迈亚)主持的神经催眠疗程不过是小说家为情节的需要而虚构的让人难以置信的“结局”,不可当真。原因很简单:因为历史上的格蕾丝之案没能定性,小说中的谋杀案也应依旧是“悬案”。

  在写这部反映十九世纪中叶加拿大安大略地区生活的历史小说时,阿特伍德作了极为广泛的调查研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正如她在“作者跋”中所写明,不仅有关监狱和精神病院的生活“是根据可查找到的历史性材料写成的”,而且对招魂术和催眠术在北美的兴衰的描写也是基于史料的。作者在书中详细描写了爱尔兰移民远渡重洋,历尽千难万险来加拿大的情形,提到1837年加拿大的民主领袖麦肯齐领导的“大造反”,并且让书中的男主角西蒙·乔丹最后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上头部受伤,丧失记忆。她不仅把小说安置在历史的总框架内,而且对许多细节,诸如当时多伦多的街道、商店、时装、风尚及道德举止,都逐一作过调查。对有关谋杀案的现存史料,小说家更是“尽量作最合乎情理的选择”。的确,她虽然“把历史事件小说化了”,但“没改变任何已知事实”。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威廉·萨克雷在《英国十八世纪的幽默作家》一书中为历史小说辩护说,历史小说比历史更真,因为前者写的是“真情”(truth),而后者只收集“全真的史料”(authenticinformation)。萨氏还深有体会地说,“我从有虚构情节的小说中亲身体验到当时的生活、风俗、交通、服装、娱乐、欢笑,以及对社会的嘲笑--过去的时代又变得栩栩如生,我便可以在旧时的英国四处漫游了。”《牛津版萨克雷全集》,ed.GeorgeSaintsbury,(Oxford,1908)第十三卷,543页。阿特伍德这本历史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她把“史料”和“真情”一道交给读者,给他们以比较鉴别的机会。本书共分十五个部分、五十三章,每一部分开始前都有几段摘自当时的作家或当时报刊的引言,拟为该部分的阅读提供提纲挈领的指南和提示。从第八部分“狐狸与鹅”开始,每一部分的引言中都包括一些原载于当时报刊的、直接报道谋杀案的摘抄段落。随后,该部分便讲述与引言部分相对应的,经小说家重新创作的“真情”。通过这样的方法,对引言里的“史料”记忆犹新的读者便能更加主动,更加有意识地欣赏小说家笔下的“真情”,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去体验书中人物当时的生活环境。这实为一部风格独特的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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